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阿拉伯语文学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达里波斯语文学缘何出现并取得辉煌成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该文学载体的达里波斯语起源于前伊斯兰时代，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达里波斯语逐渐成为通行于伊朗的口语。9世纪初，随着阿巴斯王朝的衰落和伊朗地方王朝的兴起，达里波斯语开始从口语上升为文学语言。这个过程始于河中和呼罗珊地区，自东向西发展，在塞尔柱王朝早期成为通行于伊朗东西部的文学语言。伊朗地方王朝的兴起到塞尔柱王朝早期可以视为达里波斯语文学的形成期。本文拟从达里波斯语的兴起、其成为文学语言的过程以及早期达里波斯语文学的状况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达里波斯语的兴起

在阿拉伯征服伊朗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达里波斯语并不是社会的文学语言。因而达里波斯语的兴起自然是达里波斯文学出现和繁荣的首要的条件。

一般认为，达里（darī）是从“达尔”（dar）派生而来。“达尔”，本意是“门户”，特指宫廷或首都；因此“达里”意为“起源于宫廷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达里一词的语源是“山谷”（darra），因此达里的意思是“山谷的”。(1)对于“达里”一词的不同理解，事实上代表了对于达里波斯语起源的两种不同解释。根据前一种解释，达里语的起源地应在帝国的西部，基础是官方语言中古波斯语，这体现了“达里”一词的地域性和官方性；根据后一种解释，达里语是在“粟特、吐火罗和呼罗珊三地交界处的一种地区方言的基础上”(2)形成的，即起源于帝国的东部，基础是方言，这体现了该词的地域特点和民间性。根据《书目》（Fihrist）的记载，伊本·穆格法（Ibn Muqaffa`）指出：萨珊王朝末期伊朗人使用5种语言：巴列维语（原米底地区使用的语言）(3)、达里语（首都地区使用的语言）、波斯语（祭司和学者使用的语言）、阿拉米语（萨瓦德地区使用的语言）和胡齐语（胡齐斯坦地区使用的语言）。这条史料支持达里波斯语的西部起源说。

上述的5种语言中有2种不属伊朗语：阿拉米语是美索布达米亚地区的共同语；胡齐语则有可能是古埃兰的语言。国家的官方语言、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语言和社会的文学语言是伊本·穆格法所谓的波斯语，现称中古波斯语或巴列维语，它在萨珊王朝之前就已成型，是萨珊时期唯一的书面语。达里语是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日常广泛使用的口语。中古波斯语有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形式，最初两种形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书面语由于本身的限制而比较稳定，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萨珊末期，它们之间的差异使得这种口语有了自己的名字——达里语。因此，严格地说，中古波斯语和达里语不是两种语言，也不是两种无关的方言，而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中古波斯语是行政、宗教和书面文学用语，而达里语是人们的日常用语。类似的过程在汉语中也以文言和白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伊朗在伊斯兰时期的初期，各地方言众多。在这个时期，达里语作为共通语，传播很快。尤其是在伊朗的东部地区极大地流行起来，并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及河中地区，使得一些弱小的地方语言消亡。达里波斯语作为伊朗居民的口语，其向东的传播过程得益于阿拉伯的征服。“当然是在河中地区和现在的阿富汗纳入哈里发帝国版图的时候，穆斯林征服者才将它（指达里波斯语——引者注）强加给这一地区。”(4)达里语取代了东伊朗地区的方言，尤其是在河中地区取代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粟特语。

没有文字作为载体的口语在大范围地区被使用，总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形式，达里语也是如此。伊朗的各个地区的达里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地方言的影响。在萨珊时期，呼罗珊地区的口语与法尔斯地区、伊拉克地区、甚至德黑兰地区的口语都不同。这种差异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的。从总体上讲，这种语言大体可以分为东、西两支。西南地区使用的达里语在词汇和语法上都更近似于中古波斯语。而呼罗珊地区的达里语更多地受到非中古波斯语，尤其是帕提亚语的影响，并在其进入阿富汗和河中地区后又吸收了大量粟特语的词汇。

与此同时，阿拉伯语也随着阿拉伯的入侵进入伊朗。但是，阿拉伯入侵者们很快就被同化了。在8世纪中叶，阿拉伯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都说波斯语。虽然在对埃及的征服中，阿拉伯语取代了阿拉米语、埃及语和其它一些土著语，但征服波斯时，阿拉伯语却没起到这种作用。在伊朗，阿拉伯语仅仅是政治、宗教和文学的语言，而不是日常的口语。波斯人和伊朗大部分的阿拉伯人日常口语是达里波斯语。因此，“阿拉伯的统治和伊斯兰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达里语统一了伊朗各地口语”(5)。这是达里波斯语文学能够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可以说，阿拉伯的征服对于达里波斯文学的形成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

二、达里波斯语成为文学语言

在伊斯兰教进入伊朗的最初2个世纪里，伊朗的文学语言有两种：中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但这两种语言的重要性和发展趋势并不相同。虽然阿拉伯人起初借助中古波斯语来传达指令和信息，但中古波斯语的地位仍不断下降。到了701年和741年，阿拉伯语分别在伊朗西部和呼罗珊地区取代了中古波斯语成为行政语言。由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发展，中古波斯语的使用范围日益缩小。新皈依的波斯穆斯林不再使用中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逐渐局限在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特别是祭司们之间使用。

从8世纪起，伊朗的许多贵族都接受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也成为当时伊朗的文学和科学用语。波斯的各类书籍，比如历史书、故事书、科学丛书等都被翻译为阿拉伯语(6)。这些书籍在波斯贵族中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它们的中古波斯语原本。可以说，阿拉伯语得势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古兰经》的语言，而且在于它象宝库一样留存了波斯传统的大部分财富。在灿烂辉煌的阿巴斯时期，阿拉伯文学不再是阿拉伯人的专属文学，而是哈里发统治范围内各地人民的共同文学。这其中也包括伊朗人，而且他们在发展阿拉伯文学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作为译者为阿拉伯文学添砖加瓦，而且也用阿拉伯语创作。许多使用阿拉伯语创作的著名的文人、学者就是伊朗人。对于伊朗人来说，阿拉伯文学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外国文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人丢掉了自身的传统。阿拉伯语只是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他们在这个时期重新认识了自身传统的价值。伊朗的舒毕运动就是以阿拉伯语为工具反对阿拉伯的伊朗民族复兴思潮。

9世纪，在伊朗通行两种语言：达里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前者是一种大众口语，而后者则是当时的宗教、行政、文学和科学用语，作为书面语和口语在有文化者间流通。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达里波斯文学兴起的时期。尽管如此，当时在伊朗仍然保留着萨珊时期传下来的游吟诗传统，这种诗歌在安息时代就已盛行。在前伊斯兰时期就已出现的波斯语诗歌由于是口语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诗歌片断，是用巴列维语或是用阿拉伯语的字母记载下来的。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虽然波斯诗歌在宫廷中让位于阿拉伯诗歌，但这种游吟诗的传统并未消失，而是在广大人民之中甚至宫廷中得以继续流传。流传下来的作品表明，当时这种以达里语作的诗歌在伊朗各处都存在着。

达里波斯语上升为文学语言是达里波斯语文学兴起的基础，这个过程至少又经历了2个世纪。从9世纪到11世纪，达里波斯语从大众口语渐渐上升为文学、科学和行政用语。这种进程是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发展的，它本身是基于东部地区特别是河中地区的口语的。这一点可以从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中看出来。这些诗歌中包含了许多当时伊朗其它地区人们不很熟知的词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口语的达里波斯语是从伊朗西部向东部发展的，但是作为文学语言的达里波斯语则是起源于东部，逐渐向西部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距离哈里发的中心统治区域远，受阿拉伯的影响相对较小。伊朗地方王朝的君主有复兴波斯文学的愿望。他们中有一些人听不懂阿拉伯语所作的赞美诗，鼓励诗人用波斯语做诗。扎法尔王朝的国王亚古伯·列斯（Ya`qūb ibn al-Lais，868-878在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对用阿拉伯语写诗赞颂他的诗人说：“为什么用我不懂的语言写诗呢？”(7)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在恢复古代文化传统和鼓励波斯文学创作方面也做了杰出贡献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东部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德赫干（dihqān），他们对阿拉伯语了解不多，却对古代文化念念不忘。因此他们构成了波斯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化氛围。而西部地区与统治中心联系紧密，受阿拉伯语影响的程度也比较高。另一方面，中古波斯语作为西部地区的文学语言之一仍算繁盛，“在它和阿拉伯语之间，几乎没有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发展的余地”(8)。而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地区，达里波斯语没有直接面对任何竞争对手。当地受阿拉伯语的影响小，而且中古波斯语在那里本来就没有很深的传统。因而对他们来说，使达里波斯语成为文学语言只需要用它创作出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

达里波斯语成为书面语言的时间尚难以确定。但通过达里波斯语文学的出现可以推断其成为文学语言的时间。达里波斯语文学的最早形式是诗歌。根据11世纪成书的《锡斯坦史》（Tārīkh-i Sīstān）的记载，最早的达里语诗歌是由穆罕默德·本·瓦西夫（Muhammad ibn Vasīf）于865年所作的；根据其它文献的记载，汗泽列·巴德葛斯（Hanzala-i Bādghīsī）也曾于9世纪上半叶作达里语诗歌。可以断定，达里语古典诗歌的起源大约是在9世纪初或9世纪中叶。(9)而达里波斯语散文的起源大约是在10世纪。因此，达里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兴起是从达里语古典诗歌开始的。 三、早期的达里波斯语文学

达里波斯语文学可以分为诗歌和散文两种形式。

（一）、达里波斯语诗歌。关于早期达里波斯语诗歌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⒈ 古尔王朝宫廷诗人内扎米·阿鲁兹（Nizāmī-i `Arūzī，卒于1155-1157年）所著的《四类英才》（Chahār Maqāla），约成书于1155年。作者是撒马尔罕人。⒉ 穆罕默德·欧菲（Muhammad `Aūfī，卒于1221-1222年）的《文苑精英》（Lubāb al-Albāb），约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作者的谱系可以上溯到圣门弟子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Abd al-Rahmān ibn `Auf），因此得名。在1200年左右（伊斯兰历7世纪初）他游历了呼罗珊及其附近地区，拜会了很多波斯诗人。随后在印度定居，先是在纳绥尔丁（Nasir al-Din）的宫廷，从1228年开始在德里苏丹沙姆斯丁（Shams al-Dīn，1211-1236年在位）的宫廷。⒊ 阿萨迪（Asadī）的《波斯辞典》（Lughat-i Furs），约成书于1060年。作者是图斯（Tūs，今马什哈德）人。这部著作引用了78首诗的诗句。其中，欧菲的《文苑精英》是最重要的文献。该书与其说是诗人的传记，不如说是文集。(10)全书共12章，分别是：⒈诗之优异，⒉“诗”之释义，⒊ 最早作诗者，⒋ 最早以波斯语作诗者，⒌ 作诗的国王和权贵，⒍ 作诗的大臣和官员，⒎ 作诗的宗教学者、医生和学者，⒏塔希尔、萨法尔和萨曼王朝的诗人，⒐ 伽色尼王朝的诗人，⒑ 塞尔柱王朝的诗人，⒒ 与作者同时代的诗人，⒓ 与作者同时代的作诗的幸臣。前7章构成第一卷，是关于非职业诗人的，共122则；后5章构成第二卷，是关于职业诗人的，共164则。

达里波斯语诗歌的形成期大致从塔希尔王朝到塞尔柱王朝早期，即9-11世纪。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有萨曼王朝时期的鲁达基（Rūdakī）、塔吉基（Daqīqī）、拉贝埃（Rābi`a），萨曼王朝末期到伽色尼王朝初期的菲尔多西（Firdausī），伽色尼时期的昂萨里（`Unsurī）、法罗西（Farrukhī）、玛努切赫里（Manūchihrī），塞尔柱王朝时期的纳赛尔·胡斯鲁（Nāsir ibn Khusrū）和欧玛尔·海亚姆（`Umar Khaiyām）等。

早期的波斯语诗歌风格质朴流畅，不事浮华雕饰。从流传下来的为数众多的作品来看，诗歌的创作技巧已经比较纯熟，语言朴实自然。由于霍拉桑是达里波斯文学的起源地，又是当时的文学中心，因而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被后人称作“霍拉桑风格”。从10世纪到11世纪初期，诗人的生活多是与王公贵族的交往，因而这个时期的诗歌大多是描写胜利、欢庆的场景。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状况、军事活动等等，很少涉及精神、魂灵、思想及内心活动的内容。但后来随着神秘主义的发展，诗歌中体现精神层面的内容渐渐多了起来，一些诗歌中还流露出浓郁的悲观情绪。还有一些诗人开始在诗歌中引入科学知识等内容。另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语言、思想、手法的等一些方面都比较明显地受到古代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格律等的需要，9世纪时“波斯诗歌中使用的阿拉伯语词汇甚至多于同时期散文中的阿拉伯语词汇”(11)。

9-11世纪是波斯语诗歌的多产时期，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形式已经比较丰富了。颂诗、史诗、抒情诗、故事诗、哲理诗等都有很多作品流传至今。现在的研究对早期达里波斯语诗人和诗歌作品的分析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对诗体的分析还有不甚明确之处。根据波斯语著作《七海》（Haft Qulzum）的分类，波斯诗歌共有11个诗体：⒈卡扎尔体（ghazal）；⒉格绥德体（qasīda）；⒊塔什比布体（tashbīb）；⒋卡特埃体（qit`a）；⒌柔巴伊体（rubā`ī）；⒍法尔德体（fard）；⒎玛斯纳维体（masnavī）；⒏塔尔基·班德体（tarjī` band）；⒐塔尔基布·班德体（tarkīb band）；⒑穆斯台扎德体（mustazād）；⒒穆萨玛特体（musammat）。有的中国学者将波斯诗歌的形式分为10类，即格绥德体（qasīda）、卡扎尔体（ghazal）、柔巴伊体（rubā`ī, tarāna, dubaitī, chahār misrā`）、卡特埃体（qit`a）、哀悼诗（marsiya）、双语诗（mulamma`）、三语诗（musallas）、玛斯纳维体（masnavī）、穆萨玛特体（musammat）和塔尔基·班德体（tarjī` band）。(12)这两种分类方法都不完全是从诗体的角度进行的，而是加入了内容、语言等分类角度。塔什比布体是对青春和美丽的赞颂，哀悼诗是对故人的哀悼或怀念，二者所指的都是诗歌的内容。双语诗和三语诗是从诗歌使用的语言角度进行的分类。而作为诗体的其它几种类型，并不都处于同一个层面。其中，格绥德体是一种基本形式。无论是法尔德体还是卡特埃体，都仅仅是格绥德的一部分而已。关于卡扎尔体，布朗在《波斯文学史》中指出，“卡扎尔体和格绥德体区别主要是主题和长度。前者大部分是艳情和神秘主义，很少超过10或12个贝特；后者可能是赞颂的或者讽刺的，也可能是劝诫的、哲理的或宗教的。”(13)

布朗认为，波斯诗歌的基本构成是两个米斯拉（misrā`）构成一个贝特（bait）。波斯诗歌可以据此分成两类：⒈贝特内部押韵（internal rhyme），或称多韵（many-rhymed），指的是贝特内部的两个米斯拉要押相同的尾韵，这种韵律的诗体就是玛斯纳维体；⒉贝特尾部押韵（final rhyme），或称单韵（one-rhymed），即贝特内部的米斯拉不押韵，全诗押贝特的尾韵（但是全诗的第一个贝特（matla`）除外，在这个贝特里，两个米斯拉要押韵），最重要的是格绥德体和卡扎尔体。(14)柔巴伊体是可以独立成诗的两个贝特或四个米斯拉，在开始的阶段往往是格绥德或卡扎尔的开头部分。四行诗的四个米斯拉，可以是第一、二、四押韵，也可以是四句都押韵。至于塔尔基·班德和塔尔基布·班德，则指的是一首诗由几节构成，每节内部押同样的韵，每节之间有一个单独的诗句作为换韵的隔离。如果作为隔离的诗句是同一个诗句的反复，就是塔尔基·班德，如果不同则为塔尔基布·班德。穆斯台扎德 ，是“增加”的意思，即在每个米斯拉后面增加一小行，这一小行本身有自己的诗律。穆萨玛特包括多种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是五行穆萨玛特和六行穆萨玛特，前者在每四个米斯拉、后者在每五个米斯拉的后面加一个尾韵相同的米斯拉。《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提出了类似的分类方法，即将玛斯纳维单独作为一类，其它诗体作为一类。(15)同上

布朗的分类方法比较系统，但不够完善。本文在这种分类法的基础上，将波斯诗体分为三类：⒈ 贝特尾韵体。基本特征是押贝特尾韵，即除第一个贝特以外，贝特内部两个米斯拉不押尾韵；全诗一韵到底。其基本形式是格绥德体，卡扎勒体、卡特埃体、法尔德体等形式都是该诗体的变形。⒉ 米斯拉尾韵体。基本特征是押米斯拉尾韵，即构成贝特的两个米斯拉押尾韵；不同贝特之间换韵。其基本形式是玛斯纳维体。⒊ 混合尾韵体。基本特征是兼具贝特尾韵和米斯拉尾韵的特征。包括柔巴伊体、塔尔基·班德体、塔尔基布·班德体、穆斯台扎德体和穆萨玛特体等。这种分类方法不考虑诗的内容、语言和诗句的数量等因素。

至于这些诗体的来源，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表明，格绥德体是波斯人借自阿拉伯人的一种形式，而四行诗和玛斯纳维则基本上是波斯人的发明。古代伊朗诗歌的韵律特点是押重音韵，而阿拉伯诗歌和达里波斯语诗歌的特点是押短长格韵（指音节数量相等）和尾韵。波斯诗歌的韵律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二）、达里波斯语散文。9-11世纪不仅是达里波斯语诗歌的形成期，也是达里波斯语散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也许是由于当时或后世的人对散文作品重视不够、保存不利，也许是因为伊朗社会后来发生了太多的变故，早期达里波斯语的散文作品流传至今的不多。我们现在比较容易见到的散文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⒈ 文学类：主要是努哈二世·本·曼苏尔（Nūh ibn Mansūr，976-997）时代巴尔赫的艾布·穆艾伊德（Abu Mu’ayyid）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列王纪》。⒉ 史地类：萨曼王朝统治者曼苏尔·本·努哈（Mansūr ibn Nūh，961-976在位）的大臣艾布·阿里·巴尔密（Abū `Alī Bal`amī）于963年（伊历353年）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波斯语的《塔巴利史》。地理学方面有无名氏所著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Alam），成书于982-983年。⒊ 宗教类：《塔巴利经注》的波斯语译本，产生的时间大约与《塔巴利史》的波斯语译本同时。这是波斯语的第一部《古兰经》经注。此外还有两种其它版本的波斯语《古兰经》经注。⒋ 科学类：医药著作《药学基础》（al-`Abniya `an Haqā’iq al-Adviya），作者是赫拉特人艾布·曼苏尔·穆瓦法格（Abū Mansūr Muvaffaq）。拉齐的学生艾布·伯克尔·艾海瓦尼（Abū Bakr Akhavainī）所著《学生指导》（Hidāya al-Mu`allimīn），是一篇医学论文。天文学著作包括艾布·纳斯尔（Abū Nasr）的《天文学导论》（al-Madkhal ’ilā ’Ahkām al-Nujūm）和比鲁尼（Bīrūnī）的《占星术初步》（al-Tafhīm li ’Avā’il Sinā`a al-Tanjīm）。(16)

根据布朗《波斯文学史》的分析，散文（nasr）分成三类：无韵散文（`ārī）、穆拉扎兹（murajjaz，有短长格韵但无韵脚）和穆塞扎（musajja`，有韵脚但无短长格韵）。但是布朗在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却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关于穆拉扎兹，他说：“出现在散文中的自发和不自觉的诗，被视为散文，因为它们是无意中创造出来的，叫做穆拉扎兹。”(17)这样的词句既有短长格的韵，也有韵脚。而关于穆塞扎，他认为分为三类：⒈ 平行（mutavāzī），前后连续的两句，节拍一样，字母数相同，押尾韵；⒉ 同尾（mutarraf），前后连续的两个或几个句子，节拍和字母数不同，押尾韵；⒊ 对称（mutavāzin），前后连续的两个或几个句子，节拍相同，但不押尾韵。由此可见，在布朗的分类法里，前后两种解释是不一致的。可能后一种解释更为准确。可以看出，无韵散文是散文的主体，而有韵的散文仅仅是散文中某些部分所采取的形式。上述的几部早期散文作品主体都是无韵散文。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散文大多不是作为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的。作者写散文大多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比如用于传达指令或是用于传教等等。因而其文风是相当自然流畅、质朴无华的。行文平铺直叙，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描写，很少运用比喻、对偶等手法。上面提到过的一些作品类型在当时被认为是某种科学知识。它们中的大多数是译自中古波斯语或是阿拉伯语的。在9世纪时，散文的创作是尽量地避免使用阿拉伯语词汇的。但由于作为口语和诗歌语言的达里语对于科学创作来说都不够精准，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影响日益加强，以及阿拉伯语的韵文形式对波斯散文的影响，后来阿拉伯语在伊朗仍被用于基础的科学作品的写作。大体上讲，这一时期散文的地位并不很突出。

不难看出，达里波斯语文学是随着达里波斯语成为统一的口语并上升为文学语言而发展起来的。阿拉伯的入侵促使达里语统一了全国各地的方言而成为通用语，阿拉伯语的广泛使用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当时在伊朗占统治地位的中古波斯语的地位，这些都为达里语作为波斯文学复兴的载体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在这之后，达里语作为波斯民族本身的语言又取代了阿拉伯语上升为文学用语。虽然早期的达里语文学包括诗歌和散文，但其主要的文学成就由诗歌体现出来。达里波斯文学的兴起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也是现代波斯文学发展的开端。

1.[苏]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6页，注1。

2.同上，第176页。

3.巴列维语，有两个含义：1，中古波斯语；2，米底-帕提亚方言。本文中的巴列维语，在不做特殊说明的情况下，均指中古波斯语。参看：EIr，Article DARI, (Encyclopaedia Iranica, VII, p.34).

4.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p.600.

5.ibid., p.602.

6.Zabīhullah Safā, Mukhtasarī dar Tārīkh-i Tahauvul-i Nazm va Nathr-i Pārsī, Intishārāt-i Quqnūs, 1989, p.8.

7.参见张鸿年《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4, p.609.

9.Zabīhullah Safā, Ganj-i Sukhan, Intishārāt-i Quqnūs, 1995, p.32.

10.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1,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451.

11.参见Zabīhullah Safā, Tārīkh-I Adabyāt-I Irān, Intishārāt-i Quqnūs,1987,p.138.

12.张晖《波斯诗歌及其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载陶德臻、何乃英编选《伊朗文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40页。为行文统一起见，译名有变动。

13.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2, p.27.

14.ibid. p25.

15.参见EI2, Article IRAN, (Encyclopaedia of Islam,Ⅳ,p.57).

16.参见Zabīhullah Safā, Mukhtasarī dar Tārīkh-i Tahauvul-i Nazm va Nathr-i Pārsī, p.15-16, p.24-25.

17.E.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2, p.21.